全翔

党的伟大精神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精神财富，也是维系民族团结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实践中，东北抗联逐步孕育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国家意识。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重要精神遗产，东北抗联精神中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对于深化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生存危机下的民族意识觉醒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重大节点，救亡图存意识被普遍唤醒。一方面，日本的侵略政策直接触发了民族觉醒。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因地理区位的相对封闭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限制，其民族意识形成相对缓慢。然而，日本在占领东北后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与文化同化政策，强制实施“皇民化”教育，鼓吹“日满一体”，并进一步剥夺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延续自身文化传统与姓氏的基本权利。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压迫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机与外来威胁，从而被迫在斗争中走向觉醒。另一方面，日本的掠夺与屠杀不仅局限于某一族群，而是对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实行无差别的残酷压迫，直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抵抗热潮。日军在东北制造的“平顶山惨案”“抚顺千金寨屠杀”“海兰江大血案”等血腥暴行。这种共同的苦难经验，推动了全社会阶层与各地区人民的主动反击。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奔赴东北战场，河南的杨靖宇、云南的周保中、山西的魏拯民、江苏的冯仲云、安徽的童长荣、北京的曹亚范、四川的赵一曼以及山东的夏云杰等，各个阶级和群体冲破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桎梏，自发组建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力量，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运动。

统一战线下的民族团结深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指导下，积极组织和动员各族力量，并持续推动民族团结实践。一方面，东北抗联以共同的抗日目标为纽带，成功地超越了族群、地域与文化差异，形成了多民族联合抗战的格局。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原本零散的游击队力量逐渐被整合。这些队伍的组成极为多样，不仅有汉族战士，还包括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及其他民族成员。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转化为广泛的群众力量。在赫哲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饶河、虎林一带，抗联军需物资如粮食、衣物大多依赖当地群众的支持。这种跨民族的联合行动在精神与认同层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塑造。另一方面，东北抗联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还通过政治宣传与制度设计积极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的落实。1934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布了《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南满特区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明确提出在南满范围内“无分民族，人人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专门设立“人民民族部”，统筹少数民族事务管理。这一制度标志着将民族平等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与此同时，许多抗联将领也将民族平等思想落实到日常中。赵尚志明确要求：“无论是汉族干部、战士，还是朝鲜族及其他民族干部、战士，都要互相尊重，尤其汉族干部、战士要特别尊重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周保中更是强调：“朝鲜族同志用汉字和汉语学习政治是必要的，但同时不可以放弃民族文字、语言的学习。”

敌后时期下的民族认同巩固

东北抗日联军在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整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族政策，不断巩固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一方面，东北抗联采取积极进取的民族政策，强化了各族人民对抗联事业的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原则，通过切实的社会实践改善各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为此，中共在根据地设立起覆盖乡、区各级的人民革命政府，并建立党支部，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以有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这一系列制度化、规范化的政策举措，使得各族群众对抗联斗争产生了深厚的认同感和信赖感，从而夯实了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东北抗联十分重视教育与文化的作用，通过办学、文艺和宣传活动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抗联在根据地设立了大量抗日学校，积极推行民族团结教育，同时创作并传播了大批反映民族团结与共同抗战主题的文学作品与戏剧。据王铁环回忆：“密营生活紧张又艰苦，但也不乏乐趣。在训练、学习之余，抗联战士经常聚在一起，举办一些文艺娱乐活动，主要有文艺晚会、军民联欢会、话剧表演和诗歌朗诵会等项目。到冬天的时候，快过年那会儿，我们都回山里了，回密营过年。那时候开晚会，可热闹了，文艺活动搞得可好了……”这些带有鲜明群众性与民族性特征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关系，营造出团结、互助的氛围，极大地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单位：中共七台河市委党校)